單一身份的幻象

從出生到這世界的那一刻起，我們就註定了披在身上的身份會隨著成長和社會化，而一層一層的增加。我們可以是別人的兒女、情人、下屬、老闆、無神論者、同性戀權益支持者、老師、數學家、印裔甚至也可以是蔡依林的粉絲。乍看之下，所擁有的眾多身份，都是爲了配合不同的場合而出現的。

身份是一道充滿玩味的思考題，因為身份賦予我們在不同的場合上的角色。有時候，身份交互重疊，也能讓我們陷入一個尷尬的境界內。對身份所帶來的困惑，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就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思考，繼而寫了一本《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作者從1947年印度宗教大屠殺開始省思有關“身份”和“暴力”之間的關係，以經濟學、哲學以及社會學等多角度進行思考。此書所關心的主命題，是身份認同的觀念以及它們與世界上所發生的暴力的關係。

作者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小盒子之說”，來說明爲什麽人類如此輕易被歸類成一個單一的群體。好比說，人們在選擇（或無法選擇的情況下）信仰某一宗教時，同時也被納入一個小盒子內，以基督教徒、回教徒、印度教徒來進行劃分，接著被灌輸和接受小盒子內的某一權威的言論和想法。作者尤其不贊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內把世界劃分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的論說，並且極其抗拒這種“小盒子”式的劃分，認為多種身份實際上並不應該影響，人們在各個課題上的選擇。

因為摒除所有的身份外衣之後，剩下的僅僅是人類——這個不變的身份。假设我們是基督教徒，但是在捍衛同性戀者的權益上，信徒的身份實際上不應該成為對同性戀者權益捍衛的阻力。可是，我們卻常會受到一些專家、權威的話語影響，也任由這些由專家、權威所制定的制度和規則牽著鼻子走。身份不但讓我們被制約，也被局限了。讓我們在對生命進行關懷時，因身份的壓力而扭曲了理性的思考。不同身份者實際上也是人類，這個清晰的事實，被我們選擇性的遺忘了，甚至是有計畫的模糊了。

就像我國橫行的種族主義者，常呐喊著馬來人該站起來抗衡華人一樣。這些種族主義者把馬來西亞人都標籤成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而上帝和阿拉是如此敏感的話題。我們被劃分、被標籤、被放入一個小盒子里，在這個小盒子內，往往只有一種選擇，有時候甚至沒有選擇可言。爲了捍衛自己的某一身份，我們得排除他者，必要時以暴力行動來說明捍衛的決心。野蠻和文明之間的分别，已不在思考範圍內。我們變得如斯脆弱，任由不同的主義牽著往一個一個小盒子走去。不同身份之間永遠不能共處？我們被迷惑了，所以產生了幻象。模糊了理性，任由被簡化成唯一的身份決定了我們往後的命運。

阿瑪蒂亞在書的尾頁說：“爲了抵制對人類的“渺小化”，我們必須為世界打開這樣一扇可能性之門，使它能夠超越不幸的歷史記憶，減緩現在的不安全感。假設存在另一個能力所及的世界，在那裡我們可以共同確證身為人類，我們能有多種身份。更重要的是，我們確保自己的心靈不被某種視界所撕裂。”

是的，身份不是命運，我們不該有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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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舒 /刊于《南洋商報》副刊 / 悅讀書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