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 1929-2006）写的这本《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时，本以为会读到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将如何叙述失去孩子的心路历程，甚至还准备好迎接这本书可能带给我的低落情绪。但是，作者毕竟还是法拉奇，一位以冷酷兼咄咄逼人的采访方式著称的女记者，即便是写这样的一本书,也不难在字里行间窥见她的刚烈性子。
法拉奇的父母是典型的反法西斯自由主义者，家里尽管不富裕，却拥有很多的书籍。而她也被灌输一种“作家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的观念。所以不难发现，在法拉奇的一系列作品里面，包括她在描写采访人物诸如阿拉法特、基辛格、邓小平等人的时候，总有别一般的新闻采访写作，她总是多偏向于以文学作品的手法来书写采访稿。法拉奇曾说海明威是新闻界借去的作家，文学底子深厚的她也希望别人称她为作家而非新闻记者。
这一位如此独特的女子，在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就不断地询问腹中尚未成形的孩子：“你愿意来到这个肮脏的世界吗？你告诉我？”她不断质疑新生命来到这世界的必要，甚至质疑未足1一个月并未有任何意识的“细胞”能否被称为生命。当她终于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并把这个决定告诉情人时，她那位著名的希腊民主斗士情人却问她：到底堕胎的费用是否一人各出一半。
陷在理智与情感纠结的法拉奇，以少有的低沉和舒缓的笔调记录了怀孕后的悲喜。不同于一般充满喜悦的准妈妈，她总是满怀着疑惑和怒气地思考孩子降临世界的必要性，以及孩子往后所可能面对的残酷现实。她对孩子谈到了自己在人类的生与死、爱与恨上面的深刻怀疑与思考，也谈到了战争的可恶和社会底层下那群永远被剥削的穷人所面对的不公义。对一个只有尚未成形的孩子述说这样的话题，的确是沉重了些。法拉奇仿佛等着急地想孩子知道，这世界并非一座灿烂绚丽的花园。
此外，法拉奇也拒绝像一般女人一样呆在家里安胎待产。她枉顾医生的劝解坚持继续往外工作，最终导致流产。她在书里写了一场虚拟的审判，审判自己是否有罪。因为她认为，若孩子是要降临这世上的话，必将自然诞生，否则就死去。她坚持自己作为一位母亲，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尚未有意识的孩子不应牵绊着她。书内的这场虚拟的审判，被后来大多数的读者认为，是法拉奇潜意识为自己的“不负责任”而辩护。
这本书，若从一位母亲的角度去解读，或许会是“震撼”了些，因为在我们所认知的观念内，新的生命总是值得期待和备受欢迎的。可是在法拉奇看来，为什么女人一定要生育？而女人在怀孕的时候，为何总要“虚情假意”地对腹中的孩子宣称世界充满了爱，而不选择告知，现实的世界里面其实充斥着残忍的事实。
我认为，一生都痛恨战争和死亡的法拉奇，即使一边在给孩子述说世界的残忍，其实也希望孩子是相信爱，并且满怀希望的。如此矛盾的一位母亲，其实在忐忑不安之间，仍然期待她的孩子能够比她更坚强地面对世界给予的失落，比她更轻易地明白爱的意义。那场虚拟的审判，法拉奇早已不在乎结果，因为她相信她的孩子能够明白她。就像她说的：“生命并不止于你或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可这已无关紧要。因为生命并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
至于她是否有罪，我觉得，早已不由得我们来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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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阿呆 /刊於《南洋商報》副刊 / 悅讀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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