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工作天都讓工作內容把我榨乾榨淨,風火輪般寫下一個又一個故事,是的,漸漸地我已不把這些看做新聞,我把它們看做是這城市的故事。
我安靜地進入公司,坐在自己的位子,有時候自己一個人在食堂吃飯,走過的人都投來好奇的眼光,然後我繼續上樓,打完稿安靜地帶著空蕩晃神的腦袋離開。
有幸的話,我還能看見美麗的晚霞。
很少跟別人交流,尤其是很不能認同我作風的人,她們不滿卻又無可奈何地在每一次必要的交談時,都試圖不要和我眼神接觸的神情之等等,都讓我看得好笑。但我不能笑出來,因為這會惹來更多的反感和有色標籤。
這些年,在該力爭的時候,我從沒有退縮;該退開來的時候,我卻退得很少。常忍不住嘴,要去反駁那些看了會讓人腎上腺素上升的論點和指示。在這個工作環境里,除了偶爾生氣和激動時候會大罵數句髒話,其餘時間我像一灘湖水般安靜。
我知道,沒有多少人喜歡我這種行徑,姑且也不想和人有太多牽扯。所以,有意識地把自己和這個環境隔絕出一個距離,漸漸地形成一個自我邊緣的形態。
余華在他的新著中提到:
「我想起易卜生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對於他所屬的社會都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很多人已經習慣在潘多拉的盒子被打開后的生活,可是有多少人願意承認這個事實?我經歷了《兄弟》上部和下部所敘述的兩個時代,我明白了自己爲什麽會寫出這麼多的弊病?因為我也有一份。」
踏入這行業多年,每一日都在懷疑自己是否做對,每日都在寫下這時代這社會的弊病,每日在整個媒體生態中看著悲劇發生,而我就在悲劇之中。
或許,她真的不應以如此悲壯和悲觀的語調被敘述。我不懷疑這點,我只是感覺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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